日本的酒稅制度歷史悠久，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宮廷與寺院釀造時期。然而，酒稅真正成為國家財政制度中一項重要支柱，則是在江戶時代以降，並於明治時期邁入近代法制化階段。

淺談日本酒稅歷史，從奈良時期可見

要讀這篇關於酒稅歷史的文章，首先要用宏觀角度概略瞭解日本歷史。

大和王權是指4-6世紀（奈良時期以前）所擴張的領土範圍，當時東北地方仍以蝦夷族居住為主。（圖片來源：Wikipedia）

概略來說可以分為三大部分：首先是受到唐朝影響最深的「奈良、平安」時期，在平安時期桓武天皇為了平定東北的蝦夷族，開始任命「征夷大將軍」為天皇作戰，仰賴地方武家也形塑了幕府勢力。

第二段是進入鎌倉幕府的時代，此時各地武家勢力蓬勃發展，與朝廷明爭暗鬥。進入室町幕府更是群雄四起，天皇形同虛設共主，戰國大名如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，都是這個時代叱詫風雲的人物。直到德川家康出現統一政權，日本才展開長達二個半世紀的江戶幕府時期。

奈良— 平安—鎌倉幕府（南北朝）—室町幕府（戰國）—江戶幕府—明治—大正—昭和—平成—令和

德川家康像。圖片來源：狩野探幽 – Osaka Castle main tower, 公有領域

 

第三段離我們最近也最有感的時代，是在江戶幕府末期發生了「黑船叩關」事件，西方工業革命帶起的國際力量進入日本，迫使日本簽下不平等貿易條約「神奈川條約」，加上當時內政早已紛亂，使得江戶幕府行使「大政奉還」，將統治權交還給明治天皇，從此開啟了形塑日本近代法制、工業，包括對日本酒產業影響都非常深刻的「明治維新」運動。

官府造酒記載，始於奈良時代

日本官府造酒的雛形最早可見於奈良時代（公元8世紀）。當時的政府並未明文規定針對酒類課稅，造酒主要用於神事與宮廷用途，僅有少數由官府設立的機構，如《延喜式》中所記錄的宮廷「造酒司」，負責宮中用酒的釀造與供應。

然而，隨著時代推進，民間釀酒活動日益頻繁，酒的流通逐漸進入市場層面。

延禧式的時代，造酒是四季皆存在的活動

鎌倉幕府的禁酒令與室町幕府的壺錢

然而進入幕府時期後，1252年（建長4年）鎌倉幕府因武士治安等等的問題，曾經頒布「禁酒令」（沽酒の禁），限制每戶只能保留一個釀酒用甕或壺，其餘一律破壞，據悉當時在鎌倉市內被破壞的甕總數多達37,000個。

然而進入室町幕府後，因財政困難，幕府開始承認酒屋的經營，並對其徵收「壺銭（つぼせん）」，即是早期對酒屋的課稅。1425年（應永32年）時，根據京都北野神社留存的文獻記載，當時京都洛中與洛外的酒屋數量已達342家。

室町末期到戰國初期，僧坊酒的興起與沒落

寺院釀酒歷史悠久，可追溯至奈良以前，初期是為了祭祀鎮守神明所釀的神酒，被認為是寺院釀酒的開端。後來慢慢用於自家或贈答，到了室町時代初期（十五世紀中葉）才開始具備商業規模。

當時從事釀酒的主要是近畿地區的大寺院，總稱為「僧坊酒」，品質極高、廣受好評。僧坊酒的全盛期是在16世紀（戰國時代），奈良的興福寺諸塔頭、菩提山正暦寺、中川寺、大阪府的天野山金剛寺、觀心寺，以及近江的百濟寺、越前的豐原寺等皆以釀酒聞名。

雖然民間酒屋的釀造技術資料不多，但從僧坊酒的紀錄中可以看出，這時代已開發出現代日本酒釀造的雛形，如「段仕込み（分段仕込）」與「火入（巴氏殺菌）」等技術，這是寺院釀酒最高峰的時代。

不過另一方面，這也象徵著寺院力量愈趨龐大，甚至可能對當權者造成威脅。

歌川芳虎 作「信長公延暦寺焼討ノ図」

歷史上著名的「織田信長火燒延曆寺」事件，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在削弱寺家力量。當時信長推行「樂市樂座」的政策，意在貨暢其流，廢除地方關卡、通行稅等政策，促進自由商業與流通，同時活絡酒類商品的流通交易，加上民間各地酒造蓬勃發展，使得僧坊酒開始沒落。

戰國時期，全國酒造蓬勃發展

在室町幕府與朝廷的權威與信賴大幅喪失的背景下，各地大名為了維持與擴張自身勢力，迎來了戰國時代全國性的群雄割據局勢下，不僅地方文化展現出強烈的地域性與多樣性，釀酒文化亦然。原本被京都人輕視，稱為「鄉下酒」的地方酒逐漸興起，甚至進軍京都市場。

其中代表性的地方名酒包括「西宮之美酒」、「加賀之菊酒」、「伊豆之江川酒」、「河內之平野酒」、「博多之練貫酒（ねりぬきしゅ）」

「練貫酒」是以糯米釀造，並使用石臼將醪（もろみ）磨碎後製成的酒。呈濃稠糊狀，味道極甜，深受京都貴族喜愛，在戰國大名之間也廣受歡迎。

江戶幕府開啟酒稅制度

日本酒開始真正課稅，可說是從江戶時代開始，當時的幕府基於調控米價與稅收需要，於1657年（明曆3年）設立了「酒造株」，將酒造業納入嚴格的統制之下。

酒造株制度是一種「製酒權限」的發放與課稅手段，限定造酒業者使用米量的上限，並透過「酒造株高」課徵酒稅。然而，實務上常見造酒超額情況，幕府因此數次進行實地調查並調整課稅標準。

江戶時代的酒稅法制化：酒造株

進入江戶時代之後，隨著城下町經濟與商品流通的發展，酒造業不再只是農村的副業或寺社的財源，而逐漸成為具有稅收潛力的重要產業。面對日益擴大的酒造市場與酒類消費，幕府政府開始以制度化的方式介入酒造生產與課稅，透過一連串法規措施，奠定了日本酒稅制度的近代基礎。

1657年（明曆3年），幕府正式實施「酒造株制度」，這是一項具有許可制性質的統制政策，核心在於賦予特定造酒戶釀造資格，同時限制其可使用的米量，稱為「酒造株高」。這不僅確立了對釀酒業者的官方認定與數量管控，也為酒稅的徵收提供明確依據。

酒株制度一方面保障了業者的釀造權利，另一方面也成為幕府財政中的一項穩定稅源。然而，當時實務上業者經常超量釀造，因此幕府後來定期展開所謂的「酒株改查」，對實際使用米量進行調查，以防逃稅並加強實質課稅效果。

彈性制度：減釀令與勝手造令

由於米價與農業產量每年不同，幕府亦發展出具有彈性調節功能的命令體系。例如，在米歉收之年頒布「減釀令」或「三分之一造令」，限制酒造產量；而在豐收之年則頒布「勝手造令」，允許酒造量達至酒株高上限，甚至准許新的業者只要申報即可釀酒。

這類命令制度，不僅展現出幕府以稅基調控經濟的技術手段，也使得酒稅制度具備高度適應性，得以配合市場變動與財政需求靈活調整。

寒造與酒造勞動力的制度化

1667年（寬文7年）起，幕府多次發布御觸書，禁止秋季釀造新酒，逐步促成「寒造」（冬季釀酒）制度的形成。這項政策背後，不僅基於冬季低溫有利酒質穩定，也與米價穩定後再允許釀酒的稅收時機安排有關。

寒造的制度化，使得造酒活動集中於農閒與漁閒時期，造就了來自農漁村的大量「出稼勞工」流入釀酒產業。這成為後來「杜氏制度」誕生的基礎——釀酒技術專業化、分工明確化，亦使各地逐漸出現具地域風格的杜氏集團，進一步推動地方酒造文化與生產效率提升。

船運使酒類流通性擴大

隨著釀造規模擴大，江戶時代的酒類流通體系也日益完備。主要酒造地區所產的「下り酒」，大量透過船運運往江戶，從早期的混載船（菱垣廻船）演變為專載酒樽的「樽廻船」，形成穩定且可預測的供應鏈。

圖片來源：東京都公文書館 

在江戶城內，酒問屋、小賣店等流通中介發達，儘管此階段未出現針對流通的直接課稅制度，但這套制度化的物流與銷售網絡，為日後近代酒稅中對「製造－流通－銷售」全鏈條課稅的可能性，奠定了結構基礎。

總結而言，江戶時代的酒稅體制發展，已從以往時代的零散課徵或寺社專權，逐步轉變為以「酒株制」為核心的官方法規制度，輔以「減釀令」「勝手造令」等經濟命令進行調控，不僅確保財政穩定，也促進釀造技術的地域分化與專業化。這一時期的法規與制度設計，實為近代日本酒稅制度的雛形。

明治維新後，戰爭與社會結構帶來的稅制變化

進入明治維新後，舊有的幕藩體制被廢除，1871年（明治4年）推行廢藩置縣，酒株制度實質終止，改以「鑑札制」發行酒造免許，國家將清酒與燒酎等醸造品視為「富國強兵」與「殖產興業」的重要稅源之一，開始實施針對酒造業的全面性稅制改革。

明治天皇（明治6年〈1873年〉10月、内田九一撮影） 圖片來源：Wikipedia 

明治時代稅制變遷中的酒稅地位

在日本近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，稅制的轉變反映了財政政策與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革。根據《帝國統計年鑑》與主稅局統計年報書中的資料，從明治3年到明治45年之間，日本政府的主要稅收來源由「地租」主導，逐步轉向以「酒稅」與「所得稅」為主的多元化稅制結構。

圖片來源：日本國稅廳

明治初期，日本政府在地租改正政策的推動下，幾乎全數依賴土地稅收作為國家財源。自明治3年至明治13年，地租佔整體稅收超過80%，是財政收入的絕對主力。然而，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與商品流通的活絡，地租一支獨大的情形逐漸改變。

進入明治中期後，政府開始著眼於消費性稅收，其中尤以酒稅的增長最為顯著。圖表中可見，明治15年前後，酒稅佔比迅速攀升，至明治20年前後更躍升為僅次於地租的第二大財源。

初期酒稅為「免許料＋醸造稅（售價5%）」的制度，但隨著戰爭與經濟變動，稅率逐年升高，1877年已達20%，之後更改為「造石稅」（按酒量課稅）制度，並於1902年達到國家稅收的36%，超越地租成為最大財源。

免許料是許可證費用，釀造稅則是指按售價比例徵稅

當時，為因應日清與日俄戰爭，以及現代化建設所需，政府不斷調高酒稅稅率，從明治11年每石1圓到明治44年的每石20元，逐步上調數倍，酒稅儼然成為財政的柱石。

馬關條約於1895年（清光緒21年，明治28年）4月17日簽訂，將臺灣、澎湖割讓給日本， 日本馬關為今山口縣下關市。

明治32年（1899年），政府更進一步禁止自家釀造酒類，徹底確保酒稅來源，對於清酒與燒酎皆實施嚴格管理。此舉對中小釀酒業造成沉重打擊，大量酒造場因應稅負過重而關閉。明治37年（1904年）時，酒造場數從高峰期的27,000餘場驟減至11,438場。

目前日本酒造數量僅有1,200餘間

整體而言可以看出清酒作為大眾消費品，在社會經濟中的廣泛性與課稅潛力。從地租一元化到稅制多元化的過渡，酒稅扮演了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，是明治財政現代化不可忽視的一環。

所得稅竟然是在酒稅之後出現

然而，過度依賴酒稅亦帶來問題，據國稅廳史料，課稅壓力導致酒類價格上漲，甚至引發釀酒業者與消費者的不滿與反抗。為此，政府逐步調整課稅結構，減輕酒稅比重，於明治20年（1887年）開始政府推行以「所得稅」為核心的現代稅制。

初始所得稅針對「高所得者」（年收入超過300日圓）課稅，屬於富人稅性質，是一種直接稅。當時一位小學教師的年收入大約是80-100日圓。

與間接稅（如酒稅）形成對比，初期所得稅比重非常小，但進入明治末期與大正時代以後，隨社會工業化與所得普及而擴大，自明治37年起，所得稅的佔比漸漸上升，至明治45年（1912年）已與酒稅並列為重要財源之一。

總結而言，酒稅制度在日本歷史上從江戶幕府的統制政策，演變為明治政府強化財政的核心手段。酒稅不僅影響釀酒業的發展結構與產業規模，更形塑出近代日本國家財政與產業政策的一環，至今仍對清酒與燒酎業界產生深遠影響。

談稅務的故事或許繁雜，但想到我們杯中的酒液竟可以對一個國家產生如此重要的影響，不禁覺得驕傲起來呢。

 

參考資料：